《圣经》英译本的诞生——当上帝说英语
《圣经》这部人类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书，最初是由古希伯来文（《旧约》）和古希腊文（《新约》）所著。1611年5月，《英皇詹姆斯钦定本圣经》出版。那时没有人能够预想，此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宗教范畴，对政治、文学，乃至它所附体的语言本身，均有巨大的改变与塑造。它不仅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英语图书，或许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语图书。
为了国王的教会
公元1603年，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驾崩，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位，同时成为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他在位22年，一生毁誉参半。批评者认为他只求稳定，懦弱昏聩，又漠视宪政，对清教徒残酷镇压。然而有一件事，历代史家几无争议，共同视为旷世伟业，即《钦定版圣经》，又称《英皇詹姆斯钦定本圣经》的翻译和出版。
彼时之英国，虽因王权集于一身而获暂时的统一，但社会的潜流激荡。较之天主教会的复辟危险，清教徒对国教的抵抗显然是更为紧迫的威胁。宗教仪式的繁简，对《圣经》的解读，均为争执的焦点。谁掌握了《圣经》的译本，谁就获得了宗教乃至政治的特权。故而此前的16世纪——宗教改革及神权与王权恶斗的激战年代，已有7种主要的英译《圣经》问世，但其中有5种均出自政治迫害导致的流亡者之手，更有两位译者死于火刑柱。
“一本《圣经》，各自表述”的现象，正在形成对王权的挑战，维稳成为当务之急。因此一个权威的、为各方接受的《圣经》译本便显得迫在眉睫。就当时的状况，英国历史学者和作家、第五代卡诺克男爵亚当·尼科尔森不久前为bbc出镜，在纪录片《当上帝说英语》中如此表述：“为了国王的教会，需要国王的《圣经》。”
詹姆斯一世本为好学擅读之人，加冕第二年，便召集汉普顿宫大会，商议修订《圣经》英译，决定由53位神职人员，外加一位世俗学者，9人一组，分成6个委员会，以7年苦劳，期间经历无尽的研究、切磋，乃至争吵和对吼，终获全新译本，于1611年付梓。
政治正确的考量无处不在。新译本中，“苦修”一词不再出现，同样被替代的还有清教徒译本中的“暴君”，以避免读者由此联想到当朝国王。
多数译者的名字今天已被大众遗忘，但他们的文字仍与《圣经》同在，被念诵，引用，研究。尼科尔森说，《钦定版圣经》“毫无疑问是个政治工程，但又远不止此。”否则它只配有一时之生命，而断不会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语图书”，流芳四百年。
现代英语的基石
早在bbc的纪录片之前，尼科尔森已于2003年出版专著《上帝的秘书们：钦定版圣经诞生记》。书中如此形容54贤人：“他们以幽灵之身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虽无形，却被永恒地倾听，并以其译文的‘文雅、浅显和优美’，使英语丰富。”
译者团队回到原典，考据希伯来语、希腊语乃至阿拉姆语原文，不图字字直译，而力求精准掌握原文背后的意义，再诉诸英语。同时，他们对英语译文也尽力打磨，务使其简洁、明晰，又努力让经文朗朗上口，悦耳动听，甚至为调整词序，也会相互之间反复较量。
在bbc的节目中，尼科尔森多次摘取《钦定版圣经》中的段落，与18世纪至21世纪的不同译文对照朗读，其优劣立现，证明400年前的文字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乐感，既堂皇，又威严。以中国人常说的信、达、雅的标准，《钦定版圣经》实为文学翻译的楷模。
谈到《钦定版圣经》的英语之美，《纽约时报书评》前主编查尔斯·麦格拉斯在今年4月末的一篇文章中说，不要忘记“那是莎士比亚的时代”，读者常常发现，一不留神就会有抑扬格五音步脱口而出，译文还通过刻意的重复和戏剧性的停顿，来加深文字的力量。“你可以在林肯的演说，惠特曼的诗歌，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中，听到它那与众不同的韵律。”他写道。
今天的读者，大都能不费力气地阅读书中400年前的英语，至于其拗口之处，也创造出了一种神奇的陌生感，被视为语言的力量之源。麦格拉斯说，当年的《钦定版圣经》读者，甚至可以感到他们与古代以色列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保守的用词和拼写规则，将数千年的时空隔阂消弭于无形。
尼科尔森也在书中指出，译者们有时故意使用了某些陈旧的语法和措辞，因为他们知道，时髦的东西一定很快消亡。但这样的做法也许出于不得已，因为身处现代英语的形成期，译者们必已感到语言的剧烈变动，虽不至于无所适从，但他们宁愿后退一步，以此防守。
1885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们对《钦定版圣经》加以修订时，仍然全身心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他们像对待名贵的古董一样，不肯将老旧的木榫换成钢钉，反而让它更显得更旧，甚至加入了许多詹姆斯一世时代的用词。
然而更重要的是，《钦定版圣经》的英语从此成为楷模，深入民间，使普通百姓也能以自己的语言阅读《圣经》。如周作人所说：“新旧约的内容，正和中国的四书五经相似，在教义上是经典，一面也是国民的文学。”《钦定版圣经》中的许多语句，成为英语国家广泛使用的习语、成语和民谚，有统计指出这一数字高达257条，为历代英语作品之最，甚至远超出莎士比亚全部作品对英语习语的贡献。
自此以后，英语也不再只是贩夫走卒和露天剧场的语言，它一样可以进入宫廷，登上圣堂，作家和学者也可以使用它，创作出不朽的思想和文学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讲，《钦定版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共同奠定了现代英语的基石。
汉译推动白话文普及
《钦定版圣经》问世300年后，中译《圣经》亦循着相似的路线，即将诞生。英美传教士于1890年召开大会，商议译经之事。至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正式出版，恰逢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雄燃，因此对汉语白话文的普及与演进有莫大之功。
《旧约·创世纪》开篇：“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又如《诗篇》第55篇：“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这样优美而典雅的新汉语，立刻让周作人敏锐地感到其文学意义的重大。
1920年，亦即《和合本圣经》出版仅一年之后，他便写出《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赞扬其译文“在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的注意，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
周作人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将近100年后的今天，即使汉语经历了无数的演进与毁伤，我们不仅仍然能够读懂这部《圣经》，也仍然能够出声朗读，并深深体会其语言之美，这不仅说明其持久和旺盛的生命力，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今日汉语确曾蒙恩于它。
“圣书与中国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便因他有中国语译本的缘故。”周作人写道，“欧洲圣书的译本助成各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这动因原是宗教的，也是无意的。圣书在中国，时地及位置都与欧洲不同，当然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在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是我所深信的不疑的，这个动因当是文学的，又是有意的。”
如今《圣经》的新译不计其数，美国人特别热衷此道，立志以当代英语与时俱进，但其中的多数，即便不是拙劣，也显得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