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外译：滋润文明互动
文化交流是文化传承和文明进步的源泉，又是文化繁荣的前提。随着时代的发展，汉籍外译愈来愈成为在文明互动中将中华文明推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尽管汉籍外译本身已非新鲜事物，然而相关的实践问题，以及跨文化翻译的可能性、汉语“回译”的价值、“无本回译”等理论问题依然需要学术界、翻译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努力。11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德、法、意、美、日、韩等13个国家的汉学翻译家、研究者出席会议。
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互动
汉籍、汉语著作的翻译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
“翻译最大的作用是文化的翻译、文明的翻译。”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稻畑耕一郎表示，“从日本的翻译史来说，学习中国的典籍一直是做学问的核心，因此翻译中国典籍也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
《易经》曾令德国数学家、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着迷，在20世纪仍以其深邃的哲理吸引着乐于思考的人们。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阎纯德说，就《易经》而言，自早期的外译本算起，可谓“常译不衰”，到2013年不同版本已达到近百个。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认为，在世界性的文化活动中，汉籍承载的文化元素对于各国学者的价值影响的实例丰富多彩。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文明的互动一直存在。他认为，我们必须在世界文明互动的基本观念下，建立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大视野。严绍璗表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社会革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积累的智慧更应该在这个时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文明的互动。这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精通语言 谙熟文化
在早期欧洲传教士为汉籍外译作出积极贡献后，“职业”汉学家肩负起了汉籍译介的重担。20世纪以来，除西方汉学家外，中国学者在汉籍外译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典籍的外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精通中外语言，还要谙熟中外文化。”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袁行霈表示，同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相比，现有外译汉籍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典籍的外译及重译工作仍有很大空间。
除传统典籍翻译外，研究传统文化的重要学术论著的外译工作也是与会学者关心的话题。袁行霈表示，新的出土文献以及一些罕见善本的公开等，为典籍翻译提供了许多新的参考，因此，古代典籍的翻译要跟上学术发展，呈现新的面貌。
日本金泽大学教授李庆认为，学术界、翻译界在将更多的近代中国学者研究古代文化的论著翻译、介绍到国外方面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可做。
译文应突显中国文化特色
如今的中国正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这不仅需要广泛汲取不同文化精华，而且需要让世界通过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对中国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与会者表示，这离不开中外学者在汉籍外译方面的持续努力，但开展这项工作并非易事。
首先，汉籍翻译本身具有难度。如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词语的翻译，涉及“气”、“阴”、“阳”等概念或历史典故、方言词等问题；在近代以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著翻译中，学术术语翻译的规范化问题。李庆认为，解决相关问题需要做好翻译的基础工作，如基本书名、基本概念的翻译，对有些内容可制定专门用语。
其次，学术界对于学术翻译的评价不高。稻畑耕一郎表示，对学者而言，这项工作被视为“苦劳多、功劳少”。据韩国研究财团2014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韩国人文领域学者主张在评价研究成绩时，将优秀译著作为一项学术成果来评价。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金秀燕补充道，这正反映了学术翻译工作并没有被看作是研究成果的情况。
最后，汉籍翻译人才队伍建设面临困境。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外语学院白罗米表示，汉籍翻译者要设法通过译文把中国文化的特色突显出来，这时他们更像是一位文化使者，让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王刚毅表示，当前翻译人才，尤其是“中译外”人才缺乏。这不仅仅体现在通用语种，在非通用语种中更加突出，严重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这些问题须得到各界关注。